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05-11-28 10:05:00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混居、共生共融的国家，许多地区的大众传媒处于跨文化传播环境之中。由于各民族间文化、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传播沟通难度较大。而准确把握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个性与特征，探究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提高传播质量与效果，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一、当前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特点
　　我国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3.7%。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扶持下，为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特点。
　　1、以一种或多种语言文字传播
　　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形成，源于种族迁徙、部落征战联盟、屯垦戍边、朝代更迭以及多民族间的交往、吸收与融合。由于种种原因，多民族地区形成了既有同一民族同一区域聚居，又有同一区域多种民族杂居、混居，还有同一民族不同区域散居等多样的居住形式，由此形成一个地区包含多种少数民族文化、使用多种民族语言相互交流的状况。为适应民族受众接收信息的需要，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大众传媒在多民族地区形成以一种语言文字或多种语言文字交叉混合传播的格局。
　　一种语言文字传播是指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使用单一的汉语言文字向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传播。例如，陕西、宁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以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回族为主，因而在该地鲜有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或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大众传媒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广西也近似于这种情况。
　　交叉传播主要指一种报纸使用多种文字，或一个电台/电视台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传播；混合传播主要指在一个地区的区域内，同时拥有省（区）内外多家媒体的多种语言文字传播。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47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仅有中央和区外各省市媒体，区内还有使用多种语言文字的报纸、广播与电视。其中，《新疆日报》同时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4种文字传递信息；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则使用汉、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5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广播；新疆电视台则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3种语言进行传播。它们在新疆境内形成交叉混合的信息场。类似情况在青海、甘肃、云南、内蒙、西藏等省区也存在。
　　2、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国多民族地区的报刊、电台与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均在党和政府倡导扶持下投资兴建。囿于多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党和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宏观把握，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行使着对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教育和引导的重要职能。
　　现在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已形成以党的报刊、杂志、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为主体，都市报、文化服务类杂志及广播电视系列台为两翼的传播体系，即使是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也多为党报性质。其在传播的总体思路上确定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团结的全局观念，在传播内容上以主流社会价值观为主体。多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所承载的信息受到一定的行政控制与规定，宣传引导色彩比较浓厚。“大众传播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信息传播与宣传教化并重的态势”。①
　　尤其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由于采编人员数量少，加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通讯员队伍基础薄弱，许多少数民族报纸大多靠摘译汉文报章来补充稿源不足，造成报道内容陈旧，缺乏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②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报业，总体上呈现党报独领风骚，其他类型的报刊作为点缀，少数民族报业实际上是“与汉文字内容基本重叠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各级党报而已”。③
　　从广西民族受众调查表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所接触的大众传媒，均为中央、省市内外各级汉语言文字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及网络媒体。主流社会价值观对其产生很大影响。类似情况在青海、宁夏、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多民族地区均存在。
　　3、大众传播成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
　　20世纪末，随着“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全面实施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大力普及，已大大改善了我国多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环境与条件。建立在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及网络等传播手段基础上的大众传播，以其跨越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曾极受少数民族欢迎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亲密和谐的群体传播等方式，现虽在一些多民族地区的
　　少数民族群众中仍占一定比例，但已降至次要地位。
　　在新疆，目前境内共有汉、维、蒙、哈、柯尔克孜和锡伯等6种文字出版的报纸97种，其中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有42种。④据调查，新疆少数民族受众中，哈萨克族千人拥有报纸83份，哈萨克族家庭广播电视拥有率分别为79%和75%，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哈萨克族群众获取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进行娱乐的主要方式。在被调查的哈萨克族受众中，采用赶集、串门、走亲访友、托人带话等信息传播方式仅占30%左右，并主要集中于人际稀少的边远山区牧区。⑤
　　从我们近期对广西民族受众进行的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被调查的少数民族中9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民族受众了解国内外大事，进行娱乐的主要方式。其中30岁以下的少数民族受众中，约40%的人在接触报纸、广播、电视的同时，通过网络获得信息。贵州、云南、青海、西藏、甘肃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大众传播网络，在国家继续加大投入，强化大众传播的强度和力度同时，不仅传播水平和质量大幅度提高，而且形成一种更加完善的传播态势。
　　4、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
　　传播多元文化信息，维护和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我国党和政府对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一贯原则和要求。20世纪80年代后，多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都十分重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而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又源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
　　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在跨文化传播时，对不同地域的各民族文化及新型现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多以一种豁达开放的姿态和富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方略面对。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传递中央以及兄弟省区的新闻信息，迅速反映和及时报道本地区社会生活的最新动态与信息，还针对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和受众需求，以多种形式提供针对性较强的实用信息。比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等省区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开办了有关农牧业生产、文化教育、科技知识、卫生咨询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栏目，为广大农牧民提供生产生活咨询、脱贫致富经验、医药卫生常识以及草原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识，采用专题讲座、答疑、科教宣传片等形式，配以民族地区特有的传播方式如民族着装，民语主持，民汉主持人搭配，用两种语言主持播出等，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
　　对于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大众传媒借鉴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以说唱、歌舞为载体的历史传统，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与现代民族文化艺术相结合、民族特色与地方风格相结合，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相结合”，⑥运用丰富多彩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艺术类节目形式，采用歌舞弹唱、诗歌散文、民族歌剧或戏剧、音乐歌舞或风情艺术片、风光片等方式来展示多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采用山歌、情歌的形式，展现不同地域民族文化气息的独特民族历史、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最大限度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5、民族受众对语言环境的依赖性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各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使之形成各自特有的价值取向、文化标准和宗教信仰。尽管各少数民族在友好往来的历史岁月中渐次形成相互依存的大家庭般的民族交往心理，并形成性格、思想意识等一些较深文化层面上的某种共同点，但在相互交往时，传播的主方与客方在方式、内容、符合系统、传播模式等方面依然存在着极大差异，各自都非常牢固地保有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质。尤其在沟通信息时，各自更多地依赖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道德标准等内语言环境因素对信息进行消化和理解，并延续至今。面对大众传播信息的海量，这种沟通信息的特质，表现得更加明显。
　　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广西开展了“大众传媒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调查研究”，对全区60个市县的11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其中，隆林各族自治县问卷调查显示：该县接受调查的壮族、仡佬族、仫佬族、彝族、苗族、瑶族和回族等民族受众，在回答“影响您小部分接受或不接受报纸、广播或电视内容的主要因素”时（此为多选题），51%的受众认为是“文化标准差异”，46.8%的受众认为是“价值观差异”；38.9%的受众认为是“民俗民情认同上的差异”；28.6%的受众认为是“行为规范认同差异”；还有16.9%的受众认为是“宗教信仰差异”。可见，大众传播过程中，语言环境尤其是内语言环境因素对少数民族的信息接收与理解关系极大。
　　二、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跨文化表征
　　如今，报纸、广播、电视、各种类型的杂志期刊等大众传媒，以新闻、通讯、评论、专题节目、娱乐节目、小说、连续剧等多种形式叩击着信息时代广大受众的心扉。它们或为受众送去信息，或劝说受众确立一个观念，或带给受众一份轻松愉悦。但所有这些，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却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境况，呈现出明显的跨文化特征：
　　1、独特的共文化场或交叉文化场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我国多民族地区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两种以上的文化之中，许多少数民族能够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与他人交流。多民族地区已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化色彩。民族构成的多元性、民族分布的多样性、民族内涵的特殊性以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等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在多民族地区须以多元的形式向多民族、多文化背景、多地区的受众跨地域传播。
　　目前现在多数民族地区或地域，大众传播已呈现中央和地方媒体、省（区）内和省（区）外媒体、汉语言文字节目和多民族语言文字节目交叉传播与混合覆盖的局面，构成多民族地区特有的信息共文化场和交叉文化场。随着多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广泛实施，人们在一个地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选择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媒体或不同语言文字的多元文化信息。
　　在新疆被调查的哈萨克族受众中，有70%的受众选择收看（收听）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节目或文章，4%的受众选择收看维吾尔语节目，有约20%的受众选择收看汉语频道节目。⑦在广西，有90%以上的少数民族受众选择收看区内两种以上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地，相当一部分民族受众也能阅读或视听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传媒节目或文章。这种信息共文化场或交叉文化场，不仅为开拓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视野提供了知识领地，也为传承和拓展民族文化提供了再生场所。
　　2、民族文化群之间的影响与融合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民族聚居区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特别少数民族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出现飞跃。据统计，至20世纪末，我国共有17个语种少数民族报纸136家，总发行量为14830多万份。涵盖10多个语种少数民族各类期刊150余种，总发行量为1280多万册。我国145个边境县（旗、市）已建起中波调频广播转播台170多座。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地区现已建成电视转播台2200多座，拥有电视发射机3000多部，卫星地面接收站4000多座。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凭借强大的社会资源与技术资源把多民族地区的人们带入信息社会。
　　千百年来我国多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共处一个草原、一块土地，相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和睦相处共求生存的民族关系，不同民族文化都呈现较为开放的包容心态，形成民族文化群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的传统。如今信息的共文化场或交叉文化场，又使各民族文化交流不再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模式，空前活跃的信息流加速了各民民族文化间的交流速度。大众传媒对各民族民俗民情、民族文化的介绍与报道，使得各民族文化群之间彼此吸收和借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通过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的引介，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家及其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当代文坛占据着一席之地。通过大众传媒的引介和传播的回族文学、藏族文学以及维吾尔族文学等民族文化，又为汉民族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以音乐为例，一些汉族音乐家从其他民族音乐中吸取文化养分，创造了一批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作品。从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广为传唱的歌曲《青藏高原》和《战地阿里郎》，不难看出藏文化和朝鲜族文化的深刻影响。⑧而一些少数民族歌手在大众传播影响下，则把本民族音乐元素变成流行文化符号。我国蒙古族歌手腾格尔专辑《出走》的文案介绍，腾格尔的“音乐创作既保留了蒙古民歌的特点，又融合了现代摇滚音乐，使其音乐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极其现代感”。⑨类似的例子还有老一辈的才旦卓玛（藏）、新一代的斯琴格日勒（蒙）、山鹰组合（彝）、艾斯卡尔（维吾尔）等。
　　3、民族文化意识和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不同文化传播和文化族群之间相互影响时发现，在同一文化体系内人与人沟通会产生误解，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交往中，尤其是人们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进行沟通时，产生的误解就更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心理情感的隔膜和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与冲突。
　　同样，在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不会畅通无阻。它不仅受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受不同文化性质的社会心理、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当不同性质的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发生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我国多民族地区进行大众传播时，作为传播的一种负效果，文化碰撞与冲突表现为传播无法顺利实现。它的产生取决于具备不同文化身份的传者和受者两个因素：一是源于代表一种群体文化观念的传者（汉民族）对受者（少数民族）所在的群体文化观念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受者在伦理道德、文化规则、民族习性、宗教信仰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缺乏了解时，文化冲突易发生；二是源于受者与传者对同一传播内容的认知差异。当受者对传播内容及其附带的文化观念文本进行解读时，基于族群天然的文化影响，受者会对文本中不符合本民族文化观念的传播内容产生排斥心理。在广西对传媒跨文化传播进行调查时发现，广西少数民族受众目前在接受大众传媒信息时遇到一些障碍，以及他们不能接受大众传播的一些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于民族群体文化意识与观念的冲突，源自于不同文化身份的传者对各少数民族群体文化观念缺乏了解。
　　仍以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为例：在调查彝族受众“目前在接受媒体信息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时，被调查的80%受众认为是“道德观念产生的对信息认同上的差异”，“文化习俗产生的对信息认知上的差异”，以及“行为规范产生的对信息判断上的差异”。在调查“广西各类报纸或广播电视节目中存在哪些是民族受众不能接受的内容”时，被调查的仡佬族受众中，81.8%的人表示对传媒中存在的“有悖于本民族文化传统”，“有悖于本民族行为规范”，以及“有悖于本民族习俗”的内容不能接受，并产生排斥心理。
　　4、民族文化的拓展与增殖
　　客观地讲，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每一种文化存在都证明它有存在的价值，有其能够伴随历史前进的特长。不管是何种文化，作为民族与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也都含有特殊价值。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是别种文化所不具备时，它的这种价值就容易被别种文化所吸取。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彼此吸取与融化。
　　在过去多民族地区文化之间的融合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现在在潮水般的信息冲击下，各民族文化间的互动必然变得剧烈、频繁和广泛，而且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更在深度和广度上促进着文化整合的进行。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增殖，并赋予它新的意义。
　　以藏族文化为例，随着大众媒介在国内外掀起的“藏学热”、“西藏文学热”、“西藏旅游热”，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族文化中那种不重视现实功利，重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特质，对现代许许多多身心困扰于现代工业文明种种流弊的中外人士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把西藏视为“当代人类精神追求的最后一块净土”。传统的藏文化被不同民族的现代人重新解读，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三、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现代大众传播正以日盛一日的迅猛势头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大众传播随着自身功能的不断发挥，已成为促进多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与重要力量，尤其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主例，大众传播在多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思想价值观的逐步认同
　　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往往蕴含着人类社会上的最新变动，同时也蕴含着较为鲜明的特定时代的道德标准、社会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因素。当这种因素以强大的渗透力辐射多民族地区的各个角落时，必然会对各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民族文化的内涵将发生一定嬗变。几十年来，多民族地区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价值观日渐与我国当代主流社会价值观趋同一致。
　　广西是一个汉、壮、侗、苗、瑶、布依、毛难、水、京等多民族杂居甚至国境内外各民族长期相互往来迁徙、交融混居的跨文化地区。各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也不相同，在人生观、思想价值观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但在大众传播影响下，尤其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主流媒体的辐射性传播，使之在人生观和思想价值观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广西被调查的各少数民族受众中，50%的受众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对本民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和礼节”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51.2%的受众认为，读报、听广播或看电视对自身“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观、审美情趣以及爱情婚姻观和家庭观”等方面的影响或改变较大。对于当今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文明举止，礼貌待人”、“科学种田，勤劳致富”、“依法办事，反对宗法”、“知识改变命运”、“反对猎杀捕食野生动物”等87.9%的受众予以赞同和比较赞同；89.5%的受众对中国当代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流如“人与自然是和谐而不是征服”，“人活着应立德、立业、立言”，“廉虚、节俭、知耻是一种美德”，“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观念均予以赞同和比较赞同。少数民族中那种传统的“自给自足、以农为本、不事商贾、安土重迁、闭关自守、温饱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传统思想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向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转变。
　　2、民间文艺与民族习俗的逐步变化
　　多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如音乐、歌舞、戏剧、雕塑等，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各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与传承途径。而民族习俗则是民族群体中民族成员共同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往往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功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当今信息浪潮的剧烈冲击下，多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和民族习俗，也随着社会发展在大众传播多元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发生着变化。
　　广西被调查的各少数民族受众中，近40%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在民间文艺如诗画、建筑和歌舞乐戏等方面有很大或较大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广播电视或杂志关于中外文化艺术传播的影响”；74.7%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在节日礼俗方面发生较大或一定变化，其变化的主要方面是“节日礼俗的程序或仪式简化了”，“节日中的活动项目减少了”，“节日持续的时间短了”，一些“节日礼俗的内涵变了”等等；还有78.7%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在婚丧礼俗方面发生较大或一定变化，变化的主要方面表现在“不包办婚姻”、“寡妇改嫁不受歧视”、“依歌择配的少了”、“走寨或走坡的少了”，以往“木棺土葬”、“拣骨重葬”、“挂葬”、“崖葬”及“打斋超度”等越来越少。其中53.5%的受众认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同媒介关于“婚姻自主，科学丧葬，祛除陈规陋习”等宣传有很大关系或较大关系。如白裤瑶是广西瑶族的一个支系，也是迄今为止保持原始传统习俗最完整，社会化进程最缓慢的一个支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立的家庭中，已经没有‘姑舅表婚’现象”，“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通过杀鸡看眼决定姻缘的做法已是极少现象。”紒紛矠
　　3、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逐步改变
　　在我国，多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行为规范与方式，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逐渐约定俗成的文化组成部分，对民族群体内部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各民族行为规范与方式形成具有生存地域、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同时，由于民族群体的共同遵从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受大众传播的影响，建立在各民族群体成员认可与遵从基础之上的行为规范与方式现已呈现出明显的渐变特征。
　　如今，在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妇女中那种戴着面纱外出行事的传统已很少见。特别是城市年轻民族妇女或女孩，穿短裙或现代时尚装，留短发者逐渐增多。民族男士中，特别是城市男士穿西装、打领带、与人交往行握手礼等已较为普遍；在饮食习惯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融进了其他民族的一些饮食方式。类似情况的变化，在全国多民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中也较多见。
　　被调查的广西各少数民族受众中，50%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受大众传播“时尚文化”的影响，在服饰和生活习俗方面发生很大或较大变化。仅隆林各族自治县和东兴市94.3%的民族受众平时着装以“现代时尚装”或“汉民族服装”为主，其中41.1%的民族受众认为，着此装的主要原因是“受传媒都市文化的影响”，认为“与他人或他民族交往具有认同感”、“现代时尚装或汉族服装新潮”等；88.9%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还在传统饮食习俗方面发生较大或一定变化，如“鸡头敬客”、“喝血酒”、“腌制酸食”、“醋泡饭”以及“瑶族鸟酢”等传统饮食习惯越来越不被认同。其中，74.3%的受众认为，本民族传统饮食习惯变化主要是“受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影响”，“同媒介关于健康饮食的宣传报道有较大关系”。随着广西“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全面落实，各少数民族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还将出现更多的变化。
　　4、文化移入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
　　当今在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现代文明冲击下，大众传媒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之其他方式而言，更具有高新技术含量与较为强烈的现代感，同时在选择保留并加工民族文化过程中注入了媒介意志。随着大众传媒功能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大众传播已日益成为具有某种促进文化变迁因素的外在能量。尤其在多民族地区，当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某个少数民族的本民族文化时，大众传播活动本身便明显带有一定的文化移入和文化影响色彩，对多民族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特别在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或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传播理念与价值标准、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意识地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予以确立，其所传播的信息以及大部分广播新闻或电视节目，多以社会主流文化即现代汉民族生活环境为背景，展现的多是汉民族的文化环境、行为规范及价值标准，以致大众传媒在展示现代文明符号，改变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民族文化陋习的同时，也在悄然消解着民族传统文化，一些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也因此而濒临灭亡。
　　如纳西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正日益衰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谣谚舞蹈衰微没落，民间歌手寂寥冷落，年轻的民族歌手已凤毛麟角。年轻一代痴迷于影视歌曲歌舞，过去遍布城乡的民歌歌手一唱三叹，听众如痴如醉，很多人能出口成章，年轻人甚至可以即兴编歌斗歌谈情说爱的盛况已成往事。电视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或礼俗谣谚家庭传承方式的冲击犹如风卷残云。此外，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逐渐消失或隐退。紒紜矠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基诺族歌舞和武陵山区的傩舞。紒紝矠在基诺族学校只使用汉语，当地的影视节目也是汉语，因此基诺族青少年多习惯于讲汉语而不讲基诺语。既是民族特征之一，又是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语言有可能在50年内消失。民族服饰是基诺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现在不少基诺族青少年在大众传媒时尚文化的引领下，不屑于穿本民族服装，甚至一些老年人也穿上了西装，妇女也都改穿现代汉装。基诺族的长老们曾忧心忡忡地预测其民族传统服饰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
　　在广西被调查的各少数民族中，80%的受众日常使用汉语，27.5%的受众对本民族传统民间文艺、歌舞诗画、饮食习俗、节日礼俗及婚丧礼俗等表示淡漠，有的甚至不喜欢或不认同。其中，相当一部分年龄在20岁以下的没有本民族文字（如仫佬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水族等）民族受众表示，“对广西主流媒体（以汉语言为主）传播的内容能够完全或大部分接受”的主要原因是“自幼接受汉民族文化教育”，“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和“认同现代主流社会价值观”。我国多民族地区的一些没有本民族语言或文字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在正面临着衰落消亡的危机，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引起全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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